《少不读鲁迅，老不读胡适》是本很叛逆的书，对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胡、鲁两大阵营之间的若干事件做了全新的解读，向鲁迅的权威形象发出了挑战，对读者的传统认知形成了不小的冲击，号称“新文化运动以来对鲁迅最不认同的声音”。最近书界、网络对此书议论纷纷，赞扬的和咬牙切齿的一样多。
韩石山被人称为“刀客”，其言辞犀利显而易见，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，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平和的语调，就像这本书的文字一样，找不到剑拔弩张的痕迹。不过别以为“刀客”金盆洗手了，在细致的考证背后，作者的说理仍让人感觉到一丝“异见”的锋芒。
■没有人天生是反对派
城市快报（以下简称“快报”）：你将胡适和鲁迅置于大的历史环境中做比较，认为他们实际代表新旧文化的冲突，通过这种超越文本的分析方式，你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？
韩石山：我是学历史出身。以前写过一本《徐志摩传》，很多人觉得不错，那是因为我先采用编年谱的方式，做了五六十万字的整理，把他一生的事情梳理得很清楚，之后再入手写传，这比根据几本书就写个东西当然要好很多。如果说《少不读鲁迅，老不读胡适》让我有什么感到得意的话，就是采用的这种分析方法。人都是在大历史环境下生存，他所处的文化背景首先要弄清，这样才能了解他的思想、对社会的作用。
快报：但我觉得这种大历史观并不影响你对细节的考证。
韩石山：比如书里提到的“青年必读书”事件（详情见本版《与鲁迅对峙的人们》一文），鲁迅两年后给许寿裳的儿子开列书单时，其中一些书是中国古代的典籍，和胡适当年所列书目有部分相同。后来鲁迅在编辑自己作品时，曾在书单上加了一个日期，以表明自己开列书目是在胡适等人之前，不是冲着胡适等人去的。我推断这个日期是不准确的，鲁迅如此做是为了避免历史的尴尬，表明那并非“激愤之言”。而鲁研界的人为了证明这个日期是对的，就从鲁迅的日记里找了一句话“夜作文一篇并写讫”为证据，并注释到《鲁迅全集》里。但我考证它所指的并非这篇书目。所以辨析具体的历史事件，一定要抛开成见，细细挖掘本相，不能说胡适说的就是错的，鲁迅说的就是对的。做学问既要有大的历史判断，也要做细致的工作，如果见不及此，就无从入手。因为这本书骂我的人很多，但是在事实层面上和我辩驳的人还没有。我愿意就这本书和任何人辩论，因为我胆气很壮。
快报：你对两个人的社会理念做了不同的分析，你觉得这是影响他们走向的原因？
韩石山：是。我在做这个比对时，用的是统计学的方法。我选择了两本书，一本是《胡适语粹》，一本是《鲁迅论中国社会改造》，从其中选出一些两人的文字，再统计一下与社会理念有关的词语在其中出现的频率，会发现胡适涉及到“民主”“科学”这类字眼的次数很多，而鲁迅则是“运命”“国民性”等等，比较而言前者持有新的社会理念，后者则是一个旧时代的士人对社会的认知。
快报：你是不是认为历史环境和社会理念成就了后来文坛上的鲁迅，而个人性格对他的影响不是很大？
韩石山：不，恰恰相反。我去拜访郁达夫的儿子时，他对我说，江浙一代很多优秀的作家有共同的特点：一是家道中落，二是寡母抚孤。像鲁迅、茅盾、郁达夫等等都是这样。家道中落促使他们有复兴辉煌的雄心壮志，寡母抚孤使得母亲的言传身教更容易激起儿子成就大志的愿望。鲁迅少有大志却生不逢时，到日本后在学业上几乎没有什么成就，眼看着人家都成了事，自己却做什么都不行，心里是非常苦闷的，所以1917年他在教育部工作时，晚上无事常常靠抄碑帖打发时间。不久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又唤起了他的雄心，但也很快使他感觉到了新文化力量的压力。他是个久有大志又不甘寂寞的人，领袖欲望很强，我在书里说过，如果他以“票友”的身份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，保持局外人的心态，他不会有后来的种种麻烦，感受到在北方的那种失落，也就不会又后来的战斗方式。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是天生要去做反对派的。
■鲁迅不是“百变金刚”
快报：我觉得这本书读完给人的感觉就是，鲁迅一直在不停地和不同的人做对手。
韩石山：像他一进入文坛就去和胡适斗，后来还有陈西滢、徐志摩、李四光、杨荫榆等等。
快报：你在书的一开始就说：“我把这一研究，限定在1927年以前，此后鲁迅已兼具革命战士的身份，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。”那么1927年前的鲁迅，对你而言是怎样一个符号呢？
韩石山：我们曾把鲁迅捧得很高——他对革命文化确实有贡献，但他不是一个简单的革命战士，还是学者、作家，是一个很复杂的文化形象。我们常说1928年之后鲁迅的思想发生了转变，从比较革命转向了更革命，那么这就为我的研究留下了空间。通过对他早期活动的研究能发现，那时候这个人大多还是在意气用事。
快报：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个阵营，大多留学欧美，对西方文化感同身受，而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个阵营，大多留学日本，旧学功底又很浓厚，你认为是这样不同的背景造成了两方的矛盾？
韩石山：主要是留学背景的原因，形成了双方的文化冲突。文化冲突加上意气用事，这是历史之所以丰富多彩的原因。
快报：说起这个书名，我觉得很扎眼，你对它的正解是什么？
韩石山：说实话这个名字有炒作意义在内，如果起个《鲁迅与胡适的比较研究》之类的名字，恐怕不会有多少人关注这本书。常言道：少不读《三国》，老不读《水浒》。这个名字也是利用了中国人对读书的选择习惯。此外我还有一点考虑，就是世道人心。我当过十几年教师，知道在教育中把鲁迅的作品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但他强词夺理、尖酸刻薄的文风也带来过负面的影响。中学课本选了这么多鲁迅的作品，是在用偏激的思想来教化学生。读胡适的文章可以接触一些现代的思想，树立一些正确的人生理念，了解做一个合格公民应该具备什么，对思想正在成型期的年轻人来说是适合的；而鲁迅文字中那些尖锐的观察、深刻的体验、刻薄的用语、苍凉的情感，都是常人难以比肩的，年迈之后再读这样的文字，会有更为深切的体味，也会有更为独到的心得。
快报：你承认鲁迅作品的深厚，但你也对入选中学课本的《社戏》《故乡》等作品，从纯文学的角度提出了批评，你觉得自己是否在自相矛盾？
那只是作为个别篇章挑出一些毛病。鲁迅是个天分极高的人，是吴越之地千百年来的灵气成就的一个异类。他个人的学问功底是不用说的，称之为中国最后一个古文大家都不为过。
快报：新修订的《鲁迅全集》已经出版，其中一个很大变化就是注释中删去了很多涉及政治和哲学的评价，你对此怎么看？
韩石山：这当然算是个进步。鲁迅不是“百变金刚”，对他进行评价，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，这是个原则问题。
快报：这是你所说的，要通过这本书“还鲁迅一个公道”吗？
韩石山：是。还原鲁迅，正确评价他对历史起了什么作用，在文学上取得了什么成就，不妨碍他的伟大和可爱。（城市快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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