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胡适：老实人不反击
鲁迅和胡适的交往始于新文化运动，初期还相互交好，但他们接受教育的背景不同、秉承的社会理念不同，使他们从一开始就处在两个阵营中。
1919年，黄侃等人在北京大学成立了“国故社”，提倡毫无保留地接受“国粹”，遭到新文化阵营的反对，后者提出了“整理国故”的口号，主张对古代文化去粗取精，其时鲁迅和胡适都在这一行列里。
同年，胡适提出“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”“研究问题，输入学理，整理国故，再造文明”等说法，几年后更是系统提出自己的主张，并劝青年人“进研究室”，用大量时间读古文，莫谈国事，使“整理国故”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。适逢学生运动高涨，鲁迅支持学生关注现实，参与斗争，因而和胡适的观念对立了起来。
1925年1月4日，孙伏园在《京报副刊》上向名流学者征集“青年必读书”，之后胡适开列了书目，以中国古代典籍居多，鲁迅却在投票时写道：“我以为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看中国书，多看外国书。”随后鲁迅发表了《春末闲谈》等一系列文章，对胡适的观点进行了抨击。从此两人之间就出现裂痕了。
上世纪30年代初期，鲁迅对胡适的骂声逐渐多了起来。学者林贤治在《鲁迅的最后十年》中曾写道：“《知难行难》一篇，好像是鲁迅的第一篇也是最集中的一篇对付胡适的文章。”1922年，胡适曾进见末代皇帝溥仪，之后市井议论纷纷，说胡适“为帝者师”等等，以致他不得不写《宣统与胡适》一文作澄清。1931年，胡适和蒋介石会面之后，鲁迅旧事重提，在《知难行难》中将两件事联系起来大加鞭挞，实则是对胡适接近专制政府表示不满。
但对鲁迅的批判，胡适似乎很少做出反击。1926年鲁迅和陈西滢发生那场著名的论战时，胡适还出面做调停人，并在致给他们的信中说：“你们三位（指陈西滢、鲁迅和周作人）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。”鲁迅所有的对手里，他恐怕是最老实的一个。
■陈西滢：炮捻子不安分
提起与鲁迅有过节的人，常会有人说“陈西滢之流”，对此人的蔑视溢于言表。而这位陈西滢，当年也是一位颇有才情的人物，他和鲁迅的龃龉，起于“女师大风潮”，二次交锋于“闲话事件”，论战之激烈，使文坛纷纷为之侧目。在《少不读鲁迅，老不读胡适》中，韩石山重点描述了此次论战的全过程。
1924年秋天，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了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事件，1925年1月，学生代表们前往教育部，要求撤换校长，之后司法总长章士钊兼任教育总长，提出要“整顿学风”，压制学生运动。随后杨荫榆开除了许广平、刘和珍等6名学生，史称“女师大风潮”。
鲁迅在1925年5月发表了《忽然想到》一文，首次为女师大事件说话，他是站在学生一边的，而陈西滢则为杨荫榆进行了辩护，双方立场各异，少不了一番文辞交锋。
陈西滢长年在《现代评论》上撰写《闲话》栏目。1926年1月9日，他写了一篇谈法国文学家法郎士的文章，被徐志摩读到。后者很是喜欢，随即写了一篇评论，这两篇文章因影射或牵涉了“女师大风潮”中的一些事，引起了周作人的不满，双方打起了嘴仗，直到陈西滢的女友、周作人的徒弟凌叔华出来调停，周作人才罢手。但陈西滢一点息事宁人的想法也没有，放过了周作人，却将矛头对准了鲁迅，称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“剽窃”了一部日本作品。这下鲁迅不干了——本来没他什么事，却被硬拉进来打架。于是撰文反驳，激烈程度更甚于前，被文坛称为“闲话”事件。
而不久“三一八惨案”发生，刘和珍等人被杀害，围绕这一事件，加上以前的积怨，周氏兄弟对陈西滢的抨击达到了顶峰。《记念刘和珍君》等文章便发表于这一阶段，直到后来鲁迅携许广平南下，这场轰动一时的笔战才告一段落。鲁迅和人笔战，这算是比较热闹的一次，韩石山评价道：“在鲁迅一生的论敌中，陈西滢不说是略高一筹了，至少和鲁迅是个旗鼓相当的对手。”
■梁实秋：少年意气找挨骂
梁实秋——“资本家的乏走狗”，许多上年纪的读者都能记得鲁迅的这一评价。两人交锋时，鲁迅45岁，梁实秋23岁，年纪上差了几乎一辈。这一番“老少对”，因学术分歧而起，终结于意气之争，开端很严肃，结局却有点搞笑。
《梁实秋传》（百花文艺出版社，作者宋益乔）中记述了两人笔战的起因。1926年底，梁实秋刚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久，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，在北京的《晨报副刊》发表《卢梭论女子教育》，对卢梭发了一通“牢骚”。不想惹了一个人不高兴，就是鲁迅，因为卢梭正是他所景仰的。于是鲁迅撰写了《卢梭与胃口》《文学和出汗》等文章进行反驳。梁实秋显然没想到会导致这样的结果，于是开始了应战。
按照《梁实秋传》的说法，笔战过程中，双方都动了些意气，而之后“由于这场论争是在范围更广阔、也更复杂的‘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’背景下展开的，随着论争的深入……不同文学思想的争论终于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，从而变得愈加复杂难辨。”后来梁、鲁二人在翻译观念上产生了分歧，梁实秋在《论鲁迅先生的“硬译”》一文中称鲁迅的翻译为“硬译”“死译”，随后又恶语相向，暗指鲁迅“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，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”。
正所谓“你有来言，我有去语”。鲁迅也不甘示弱，随后在《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》一文中将“资本家的乏走狗”的称号送给了梁实秋，使后者一戴就是数十年。
《梁实秋传》的作者对此不无感叹：“话说到这种分寸，就说不上是思想分歧，更谈不上是什么不同文艺思想的冲突了。因而，高潮实际上也即意味着结束。”梁、鲁二人纸上的剑拔弩张，已经变为了怒目而视，论争结束了。
■周作人：兄弟阋墙为绯闻？
鲁迅兄弟失和，是现代文学史上最蹊跷的事。对于这次突然发生的变故，两人至死都没有说出真相，即便其亲友也大多懵懵懂懂。后世许多研究者都对此关注良多，但一切都只是猜测。
1919年初，鲁迅将全家迁至北平，随后买下了八道湾的大四合院，和母亲、周作人夫妇、周建人住在一起。鲁迅和周作人之间的关系一向很好，但1922年7月19日，周作人突然致函鲁迅，称其为“鲁迅先生”，要求他“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”。
周海婴在《我与鲁迅十七年》中提到这一场景时，用了四个字形容周作人——“咬牙切齿”，可见弟弟对兄长的愤恨。之后鲁迅就搬出了八道湾。
周海婴在书中讲述了鲁迅搬出前的情况。鲁迅兄弟曾约定，将经济合并，永不分家。由于鲁迅当时的妻子朱安不善持家，所以钱财都交由周作人之妻——日本人羽太信子掌管。但“钱的来源她不管，只图花钱舒服痛快”，因而有人推测，两人闹翻的原因是经济上的纠纷。但也有人认为，如果周作人在经济上依托于鲁迅的话，是不至于将后者赶走的。
而有的研究者的推测很是惊人，称因为鲁迅看了羽太信子沐浴，才导致兄弟失和。对此周海婴并未回避，他在《我与鲁迅十七年》中特意谈道：“但是据当时住在八道湾客房的章川岛先生说，八道湾后院的房屋，窗户外有土沟，还种着花卉，人是无法靠近的。至于情况究竟如何，我这个小辈当然是没有发言权的。”
周海婴还谈了自己的看法：“我以为，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，日本的习俗，一般家庭沐浴，男子女子进进出出，相互都不回避。即是说，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‘男女大防’，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。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，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。……据上所述，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，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？退一步说，若父亲存心要窥视，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‘窗台外’吧……我是讲科学、讲唯物的，不想带着感情去谈论一件有关父亲名誉的事，我不为长者讳。但我倒认为据此可弄清楚他们兄弟之间‘失和’的真实缘由。以上所见，也算是一家之言吧。”
兄弟俩交恶之初，在一些重大事情上还是站在一边的，只是后来随着周作人对“痛打落水狗”的不认同，并鼓吹“闲适幽默”，在社会理念和文学创作上和鲁迅渐行渐远，及至周作人到日伪政府任职，两人终于走向了完全的对立。（城市快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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